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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注册制或将推动估值体系与发行定价方式走向重构。华泰证券认为，注册制下IPO的条件或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由于可能有部分企业具有良好的成长性，但目前暂未盈利；或由于公司核心竞争力的“硬科技”在国内属首开先河，未有合适的同类可比公司，不能由传统的PE（市盈率）或DCF（现金流折现模型）估值方法来简单估值。这一问题或将推动估值体系的革新，或由市场询价制度决定新股的发行定价。

将时间回溯至2015年，就不难发现，华业资本从恒韵医药收购的应收账款，也充满了蹊跷。根据第一财经10月10报道，2015年以来，华业资本已累计进行200亿元以上的应收款投资。在此过程，究竟是谁在主导？2015年初，华业地产以21.5亿元的现金对价，收购李仕林控制的重庆捷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下称“捷尔医疗”）。根据收购草案，捷尔医疗业务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过重组获取的原恒韵医药的全部医疗器械、设备及耗材代理业务，主要供应大坪医院、新桥医院、西南医院；另一部分是重医三院成立后，捷尔医疗为其供应药品、试剂、医用设备、器械、耗材等。

这番话让时任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秦文俊至今印象深刻。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直接找偷渡外逃人员谈话的，就一个习仲勋。”雷力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偷渡被看成是叛国。像习仲勋这些话是谁都不敢说的，会被认为是同情阶级敌人。”“习仲勋敏锐地感到，我们必须要进行体制和政策方面的改革。他是最早察觉到改革势在必行的领导人之一。”曾主持过多个习仲勋研究项目的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陈弘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弗拉茨舍尔说：“最重要的是出口领域。我最大的忧虑是美国经济衰退和经济下滑。这才是两个最大的风险，而不是争端冲突、英国脱欧或意大利的问题。”弗拉茨舍尔认为，美国经济经历10年蓬勃发展之后开始衰落，现在已经出现明显的经济低迷迹象。报道介绍，弗拉茨舍尔反对现在降低税收。这位经济学家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经济繁荣阶段对公司减税是完全错误的做法。这种做法的结果是零效应，等于是将国家的钱转而分配给富有的家庭。”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汇率操纵”并不容易识别。因为汇率调整属于一国主权范畴，政策制定者可能有不同的理由进行汇率干预，例如控制通胀、维持国际竞争力或金融稳定等。举个例子，有人认为量化宽松政策也是汇率操纵，有人则觉得不是。那么“汇率操纵”的边界在哪儿？

记得我刚去上海工作时，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来上海期货交易所调研，他支持我们抓紧开展两项工作：一是抓紧研发股票指数期货，尽快能够上市；二是加快石油期货产品开发上市步伐。为此，上海期货交易所组织和发动社会力量，宣传动员各方共同来促进这两项工作的完成。我们积极向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政策研究部门汇报工作，争取支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等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合作，主动联系金融机构、石油企业推动相关课题的深入研究。每年办好几次国际性衍生品论坛，让境外大的期货交易所、金融机构和套期保值企业到中国介绍并演讲，以促进社会各方对期货市场的正确认识，并讨论了关于股指期货、石油期货对深化改革开放重要性的许多问题。为了推进期货市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从2003 年开始，上海期货交易所办了两件事。一是办了一份杂志，叫《期货与金融衍生品》，虽然是内刊，但投稿是开放的，绝大部分刊登的稿件都是外稿，有一定的学术性，主要是想通过这个平台聚集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的研究力量，同时扩大宣传面。二是出版“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系列丛书”，比较深入系统地介绍期货和衍生品知识。这两件事进行了十多年，在宣传期货市场、传播期货知识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在国内金融圈里有一定影响的《逃向期货》一书，就列入了“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系列丛书”计划。2002 年，在我征得作者利奥·梅拉梅德（Leo Melamed）先生同意后，这本书由我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杨柯、陈晗、张晓刚三位同事翻译出版的。